为什么只有顾准
今年是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,纪念这位思想家的方式多种多样,其中之一恐怕是应该问一句:我们为什么只有顾准?这个问题颇难回答,又必须回答。

先看环境。近现代以来,大学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镇,1911年颁布的大学令确立了“教授治校”原则,使高校手握抵御当局干涉的法理依据。大量知识分子遂依托大学,研究学问、纵论时事。此外当时民间刊物繁多,鲁迅等人能凭借稿费生存。保持了相对独立,知识分子面对当局就会硬气些。二十世纪中叶全国范围内的院校大调整开始,一方面优化了教育资源,另一方面,教育体系被全面纳入行政体系。政治成了第一性,治学成了“第二性”;学校管理者官员化,学校管理官场化;教授治校寿终正寝,经济权收归国有。

一度风行的知识分子“皮毛论”某种程度上倒切中要害:有恒产才有恒心,倘若“恒产”任由政治权力分配“恒心”的归属不言自明。加上批胡适、胡风案、反右,知识分子屡屡充当“出头鸟”思想改造无始无终,政治运动翻来覆去,明乎此,则不难理解中国知识分子溃不成军、一泻千里的惨状。其实在那漫长黑暗的十年,并非只剩顾准这一颗脑袋在思索。我们有过遇罗克、林昭、张志新、李九莲,可还未等树苗长成参天大树,我们便用刀斧将之无情砍杀!就算是“幸存”的顾准,诚如摩罗所言,假设不是孤独彳亍,他本应留给世人更辉煌灿烂的财富。

但环境不能成为其集体堕落的理由,否则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、精神力量从何体现?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处境好不了多少,沙皇统治时不必说,据高尔基传作者巴拉诺夫披露,高尔基死后一年内,俄罗斯死亡的作家就多达1000人。连“思想改造”的机会都不给,直接索命,这种专制独裁笼罩下的恐怖,远甚于我们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俄罗斯仍然源源不断地产生伟大的知识分子:肖洛霍夫、帕斯捷尔纳克、索尔仁尼琴,甚至把斯大林当作父亲来崇拜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,也终因苦闷饮弹自杀。

反观我们的知识分子,不能不说显得格外寒碜和渺小。李敖说,在贼船上,你可以同流,但不应合污。遗憾的是,很多知识分子连基本伦理也没守住。抖落朋友信件,互相揭发,公报私仇,落井下石,种种丑态已远远突破了做人的底线。这次批斗会上的受害者,很可能是那次批斗会上的急先锋,同情的泪水未及擦拭,受害者的背面已令人愤慨。环境的恶劣知识分子难辞其咎,他们正是自己的掘墓人。还记得批斗王实味吗,多少知识分子参与了围攻?还记得批判胡风吗,吕荧仅仅说了句公道话,竟被迫害致死!知识分子本是良知的守夜人,却连基本操守都不顾,还配称作知识分子吗?人不自重,焉能指望获得他人尊重?

中国知识分子还昧于反思。文革结束后“原谅”充斥耳畔,反思,尤其是深刻自省长期缺位。如果将苏联解冻时期的作品和中国的“伤痕文学”摆在一起,我们的差距是多么刺眼。中国知识分子仿佛只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,人民的苦难与己无关。我们欠缺的,恰恰是知识分子所必需的人格独立、思想独立。究其内因,套用明代李贽的话或许再合适不过:非无思想,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;非无是非,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。“被蒙蔽”真的无罪?听听萨特怎么说的:是真正的知识分子,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。

幸好有顾准,中国知识分子不至于颜面丧尽。但是为什么只有顾准?一想起这个“天问”我的心潮无法平复。我们是忙不迭地沾沾自喜呢,还是如朱学勤先生说的,需要一场灵魂拷问? 今年是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,纪念这位思想家的方式多种多样,其中之一恐怕是应该问一句:我们为什么只有顾准?这个问题颇难回答,又必须回答。

先看环境。近现代以来,大学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镇,1911年颁布的大学令确立了“教授治校”原则,使高校手握抵御当局干涉的法理依据。大量知识分子遂依托大学,研究学问、纵论时事。此外当时民间刊物繁多,鲁迅等人能凭借稿费生存。保持了相对独立,知识分子面对当局就会硬气些。二十世纪中叶全国范围内的院校大调整开始,一方面优化了教育资源,另一方面,教育体系被全面纳入行政体系。政治成了第一性,治学成了“第二性”;学校管理者官员化,学校管理官场化;教授治校寿终正寝,经济权收归国有。

一度风行的知识分子“皮毛论”某种程度上倒切中要害:有恒产才有恒心,倘若“恒产”任由政治权力分配“恒心”的归属不言自明。加上批胡适、胡风案、反右,知识分子屡屡充当“出头鸟”思想改造无始无终,政治运动翻来覆去,明乎此,则不难理解中国知识分子溃不成军、一泻千里的惨状。其实在那漫长黑暗的十年,并非只剩顾准这一颗脑袋在思索。我们有过遇罗克、林昭、张志新、李九莲,可还未等树苗长成参天大树,我们便用刀斧将之无情砍杀!就算是“幸存”的顾准,诚如摩罗所言,假设不是孤独彳亍,他本应留给世人更辉煌灿烂的财富。

但环境不能成为其集体堕落的理由,否则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、精神力量从何体现?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处境好不了多少,沙皇统治时不必说,据高尔基传作者巴拉诺夫披露,高尔基死后一年内,俄罗斯死亡的作家就多达1000人。连“思想改造”的机会都不给,直接索命,这种专制独裁笼罩下的恐怖,远甚于我们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俄罗斯仍然源源不断地产生伟大的知识分子:肖洛霍夫、帕斯捷尔纳克、索尔仁尼琴,甚至把斯大林当作父亲来崇拜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,也终因苦闷饮弹自杀。

反观我们的知识分子,不能不说显得格外寒碜和渺小。李敖说,在贼船上,你可以同流,但不应合污。遗憾的是,很多知识分子连基本伦理也没守住。抖落朋友信件,互相揭发,公报私仇,落井下石,种种丑态已远远突破了做人的底线。这次批斗会上的受害者,很可能是那次批斗会上的急先锋,同情的泪水未及擦拭,受害者的背面已令人愤慨。环境的恶劣知识分子难辞其咎,他们正是自己的掘墓人。还记得批斗王实味吗,多少知识分子参与了围攻?还记得批判胡风吗,吕荧仅仅说了句公道话,竟被迫害致死!知识分子本是良知的守夜人,却连基本操守都不顾,还配称作知识分子吗?人不自重,焉能指望获得他人尊重?

中国知识分子还昧于反思。文革结束后“原谅”充斥耳畔,反思,尤其是深刻自省长期缺位。如果将苏联解冻时期的作品和中国的“伤痕文学”摆在一起,我们的差距是多么刺眼。中国知识分子仿佛只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,人民的苦难与己无关。我们欠缺的,恰恰是知识分子所必需的人格独立、思想独立。究其内因,套用明代李贽的话或许再合适不过:非无思想,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;非无是非,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。“被蒙蔽”真的无罪?听听萨特怎么说的:是真正的知识分子,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。

幸好有顾准,中国知识分子不至于颜面丧尽。但是为什么只有顾准?一想起这个“天问”我的心潮无法平复。我们是忙不迭地沾沾自喜呢,还是如朱学勤先生说的,需要一场灵魂拷问?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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